緣起
建中老師將大改版科法領航，應其邀請，我將在科法領航另起爐灶「越界者」─cross the borderline。
borderline這個詞我喜歡，是一種疆域、邊界，一種份際、規則。但cross這個動詞，我更喜歡，是一種突破、穿越。大學時參加民歌比賽，唱的就是Chris de Burgh的歌曲Borderline。有些份際要嚴守，如善惡、如尊重他人的隱私；但有些邊界需要突破，才能互相理解包容，才能融合創新，這就要靠不斷的越界，打破成規和傳統。未來我將以越界者為名，在科法領航每隔兩期寫一次專欄。這一期，也是應建中老師的建議，我想先談談大學和大學教授的責任。
大學和大學教授的職業責任
走上學術這條路是陰錯陽差，本不在人生的規劃中，但走到現在卻又熱情高漲，欲罷不能，性格決定命運，命運又強化性格，可見一斑。
世界各國的學術環境不同，但在全球化下，目前台灣可說處於陣痛期，舊的標準已然過時，而新的標準又尚未建立（前陣子的反對SSCI大連署即為一例）。處於這新舊交界的時刻，身為學術圈的份子，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學術工作者，無不有午夜夢迴，問自己所為何來的感嘆。
我其實很怕聽到人家說：來當大學老師，就是想過安穩的日子，既可以兼顧家庭，又可以自由研究，比較清閒。
每次聽到這樣的「志願」，都叫我很無言。大學的功能在培養高知識的公民、並使其具備進入社會的技能。大學還要培養未來能繼續引領社會前進的人才，要使學生具有視野的高度與批判的能力。做為青年從高中進入社會的轉接點，大學教授的責任是非常重大的。想要清閒，奉勸你此地勿入。如果你自己的孩子在念大學，將心比心，你難道希望他的老師是抱著這種心態在作教育？
把大學分為研究型和教學型是不知哪來的分類法？我不知道哪個高等教育機構的老師可以不作研究便教書？這種老師所教的東西是否過時是否有用？令人生疑。我更難想像有大學可以讓老師專職研究，不必注重教學方法，任性而教，或者不必理會社會發生的事情，只要埋首發表。這種與社會脫節的研究，做出來的東西除了自我感覺良好（或者專供升等所用）外，到底有何麼貢獻？台灣有很多專職研究的機構可去，如：工研院、中研院、國衛院。拜託，請勿以任我行的清閒心態在校園度日，浪費學生的生命。
研究和教學是一體兩面的，而治校、服務社會和貢獻相關社群，是增廣自己研究面向的重要管道，這研究、教學、服務的三種責任，是任何一個大學教師都應該要具備的能力與要善盡的責任。
史丹福大學的前校長Donald Kennedy在Academic Duty一書（台灣有中文譯本，翻為「學術這一行」）中寫到：在交卸校長職務後，他決定開設一門課程：「大學教授的職業責任」，選修者均為未來即將進入學術領域的博士生，在課堂上討論各種議題，希望強化學生未來當教授時，應該具備的能力、知識與品德。Kennedy直指，當外界賦予大學非常寬廣的學術自由空間，但大學也應善盡自己的職責，釐清對自身職責的看法、爭取外界的支持、為滋養我們的社會盡到義務，才是學術責任的最高體現。
這幾句話，真是至理名言。
一個大學有沒有盡到學術責任，看的不是進入學校時的學生成績，不好好規劃課程、用心授課，天才也可以被教成廢人的。
一個大學的表現，要看的是畢業學生的表現，看這個學生經過這個學校的教育，是否提升了競爭力，是否具備良好的品操，是否有能力成為好的公民。
台灣的大學排名，目前只有進入大學時的指考成績，研究所排名更好笑，只有錄取率可供參考（也不想想，很多錄取率偏低的學校乃因其為最先考試的學校，學生為了練筆才去報考，竟以此作為評量標準，荒謬至極）。雖然近年來因五年五百億預算分配，以及受到各國競爭的壓力，開始了大學評鑑，但評鑑的內容缺乏對畢業生畢業後表現的重視，看重的還是大學教師的論文發表，是一種不以學生為核心的評鑑，
完全無法衡量學生的競爭力，令人遺憾。
處於青黃不接、新舊交替世代的這一代學術工作者，我們的使命更大，責任更重，因為我們的學生面臨的競爭前所未見。台灣的前途在人才，人才的前途在大學與大學教師的手中。大學在學不在大，學術工作者如我輩，豈能不加緊腳步，以新的作法改革過去高等教育的腐舊思想，引領台灣繼續往前？
